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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人間現場學習 : 陳映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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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台北市傍晚天氣陰鬱,季風帶來細雨,籠罩住參差樓宇,都會區的五光十色因此黯淡下來。坐落在鬧區的這幢高樓,落地窗不分日夜透出明黃燈光,等紅燈的、來往過路的行人,時時眺望著、凝視著,下意識地感受到一些些溫暖與希望。

time08-0101         陳映真面對牆壁,手肘靠在桌上,一手執筆,正專注地讀信與回信。背後是一片空蕩蕩的辦公桌,空間不算寬敞,因為《人間》雜誌經費並不充裕,典當自己房子得來的貸款,隨著每月印刷發行、人事費用而漸形瘐瘦,這一點往往令他感到憂愁;與雜誌社同仁揮灑青春、一起逐夢,又令他有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慷慨心情。 

       「動員戡亂時期」雖然終止,白色恐怖的陰霾仍然如烏雲一般,沉沉地墜在民眾心頭。猶記得1968年七月,以「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、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」為罪名,陳映真遭判刑十年,移送綠島監獄,從此,陳映真除了是小說家,還多了一重新的身分----政治犯,直到1975年,才因蔣介石逝世百日獲得特赦。出獄之後,陳映真屏除了早年蒼白慘綠的色調,朝現實主義路線深化,《華盛頓大樓》系列描繪資本主義的醜惡,短篇小說〈山路〉反映白色恐怖的猙獰,創作主題更為深刻多元。1983年,陳映真受邀赴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進行訪問,看到報導攝影家尤金‧史密斯(W.Eugene Smith)的作品深受震撼,回國後決定創辦《人間》。
      

此刻,《人間》的辦公室裡只有一人,除了撰稿修稿、挑擇照片、開會討論、為雜誌內容展開深刻而精彩的激辯,同仁們大部分的時間,都在不同的現場,追索著現象背後的故事。
 

背後傳來門推開又關上的聲音,年輕女聲向他招呼:「總編,我回來了。記者曾淑美大學畢業不久,負責跑山地雛妓的議題。採訪回來,照例要和陳映真討論。他繼續處理公務,打了聲招呼:「你儘管說,雖然我手上在工作,但我會聽著你說。」
 

曾淑美開始說起採訪的過程,她已經連續十幾天採訪曾經身為雛妓的少女,少女目前多由政府收容,輔導她們學習一技之長。絮絮說了十五分鐘,室內開始安靜下來。
 

在回信的末尾畫上句點,陳映真打算進行討論,卻見她對著牆壁,掏出手絹擦去眼淚,於是,又回轉過身,靜靜在座位上等待。宣洩情緒之後,曾淑美對陳映真說:「我跟那些女孩工作了十幾天,每一次與她們談話,我總以為她們應該把桌上的茶潑到我臉上,捶著桌子罵我……」為什麼?「我們年齡相差無幾,妳憑什麼比我幸福?而且居然坐在我面前問我這麼痛苦的故事。我越採訪越覺得那些可憐的女孩有權利對我發脾氣……如果沒接觸到這些人,我從來就不曉得生活是那麼不容易!」訪談這些雛妓少女的經驗,使中產階級出身的新手記者,跨越了原本的生活經驗,看見了不曾想像的、現實的「人間」,完成了《人間》的報導文學名篇〈娼奴籲天錄〉。
 

多年後,陳映真接受訪談,仍然會為此事喟嘆。因為人們總是要問,以一位文筆精湛的小說家,帶領眾多有理想卻無經驗的菜鳥寫手,想必要花許多時間指導吧?確實,年輕記者起初撰寫的稿子多半需要討論修改,因為現場的衝擊力道太大,使他們瞠目結舌,激動感嘆。然而,真正教育他們書寫的,不是小說家陳映真,而是報導現場的人、事、物。因為遇見的故事太不可思議、太深刻生動,所以記者必須想方設法把它寫下來、說出來。陳映真在〈我們愛森林的朋友阿標〉中即曾提起,特約記者賴春標「拿起筆遠不如他捧相機俐落而快速。」往往把稿子一寫再寫、謄了又謄,「上一趟山花去的日子,有時候和他寫稿花去的時間不相上下。」然而陳映真還是諄諄善誘地鼓勵他:「深山裡的事,只有你有現場體驗,別人怎麼也幫不上忙。」
 

到人間現場學習,不但是陳映真對於記者的期許與教育,也是陳映真心目中所有文學作者最好的訓練方式。他在《人間》雜誌創刊號中,以〈因為我們相信,我們希望,我們愛……〉一文,闡述了他對《人間》的期待:「《人間》是一種什麼樣的雜誌呢?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,《人間》是以圖片和文宇從事報導、發現、紀錄、見證和評論的雜誌。透過我們的報告、發現、紀錄、見證和評論,讓我們的關心甦醒;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;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。」
 
        在陳映真的引導下,《人間》開啟臺灣社會對於原住民、女性、兒童福利、學生、農民、工人、政治受難者、生態環保等眾多議題的討論與社運,也培育出像藍博洲、廖嘉展、顏新珠、李文吉、鍾喬等持續耕耘的報導文學寫手,從而啟發眾多中產階級的讀者,進一步去關懷弱勢與低階層的人們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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